西学为用：古代异域医学对传统中医的影响

一、案例

中科院亚太所研究员薛克翘《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医学》一文原载于《佛学研究》1997号，现在网上（jcedu.org或phathoc.net）能读到。这篇长文详细列举了佛教与佛医渗入中国传统医学的许多案例，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来华僧人带来南亚的医药学知识。南亚僧人多通“五明”，即声明（语言音韵）、工巧明（工艺算历）、医方明、因明（逻辑）、内明（人生、灵魂与宇宙），如安息国王子安世高（约2世纪）综达“医方异术”，来华僧人佛陀耶舍用药水加咒为弟子洗足，佛图澄使暴病而亡的孩子“须臾能起”。

另一方面，南亚医药学书与佛经一起翻译得以在中土为人所知，如天竺法师佛驮斯那学《禅秘要治病经》、三国吴竺律炎与支谦合译的《佛医经》。或者南亚医药包含于佛经之中而被连带翻译，如《法句喻经》、《增一阿含经》、《大智度论》、《金光明经》等，其中都含有印度医药学知识。

南亚医药学进入中国，在中国文人和医家的著述中留下了痕迹。南朝齐、梁时期的陶宏景就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佛说医经》片段，李时珍《本草纲目》更是大量列举南亚草药。而在文学中，唐代刘禹锡、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诗中提到的金篦是当时印度眼医之金篦决障术，即以金针治疗白内障的技术。

从薛先生这篇长文看，大部分南亚医药的案例是具体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少数是理论的介绍，其中最显著的理论介绍是《佛医经》（或《佛说佛医经》）中的“四大”说：“人体是由‘四大’，即地、水、风、火四种元素，和合而成；四大不调，人即生病；季节变化、饮食男女、心理状况、生活习惯等，都会影响人体四大要素的消长，从而使人体内在的机制保持平衡或失去平衡；平衡即健康，失衡即患病。”该说出现于陶宏景、唐代孙思邈、王焘等人的医学著作中。薛文最后说，“佛教疾病观念影响中国医学思想甚大，尤其四大不调论，在陶弘景、孙思邈等人医书中，都凸显出来，此点许多学者都论及”。

二、分析

但是，佛医或异域医学真的“影响中国医学思想甚大”吗？事实上，异域医学理论对中国本土的医学思想或理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补充，更未有机地融入中医的任何理论中，起到像佛教融入中国哲学和思想中的那种作用。尽管“四大”说与中国的“五行”说从表面看颇有可通之处，但近代和当代的中医著作都对“四大”说或其他南亚医学理论学说只字不提。

另外，与中原更近的文明有吐蕃、蒙古等，它们也有独特的医药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吐蕃的藏医。但它们对中医的影响更是难以见到，除了少数药物外，其诊断方法（如嗅尿）、理论（如五元、三因）在中医典籍中也极少出现。

晚清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冯桂芬首先提出），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学和西学的态度。但我们知道，西方工业革命后的科技是伴随上层建筑的重大变革而得以发展壮大的，不可能单独存在，晚清时期中国遭受的冲击也注定不能仅仅吸纳科技而拒斥政治与社会的调整。但在中国古代，异域医学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的确可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描述。一方面有南亚、吐蕃、蒙古的新药对本土医药起到补充作用，有直接可见的临床功效，此是“西学为用”，但另一方面，异域的医学理论仅仅停留在奇闻、异说的层次，因为“顽固”的中国医学这个“中学”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卫气营血病理基础上的庞大体系，不能容许大的变更，此是“中学为体”。对这个“体”的真正的冲击迟至民国时期才到来，百年过去了，这个冲击仍在进行中。虽然冲击它的也是异域医学，但不是几百至一千多年前的南亚佛医、吐蕃藏医、蒙医，而是基于现代物理、化学、生物学的现代医学。预计可能发生的是，在未来百年内，传统中医的“中学”将逐渐不再“为体”，而是荣休于历史文化中，被后人了解与致敬。

202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