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查尔斯·默里《人类成就》

Charles Murray的《Human Accomplishment》（查尔斯·默里《人类成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译本改名为《文明的解析：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公元前800——1950年）》）对人类历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做详细的归类统计，累加各领域历史家提到的历史人物按总和排序，列出各领域的杰出贡献者。其对历史人物的排序见维基百科所列表格。得分越高，说明被后人的著作提到的次数越多。这样得到的结果具有不可争辩的客观性，也与我们的常识基本符合，例如，史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是牛顿和爱因斯坦，远高于第三发现原子的卢瑟福，科学家（综合）是牛顿、伽利略，最杰出的生物学家是达尔文，等等。

关于中国部分，如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者为杜甫（100分），第二是李白（87分），第三白居易（86分）。作者评论说，杜甫在西方很少听说，因为蕴于他的诗中的微妙的美不易翻译。中国哲学类（不在以上链接的网页），孔子100分，老子69，朱熹51，作者特别指出即便如此，孔-老的差距仍然被低估了，因为中国后来的文化基本按孔子或儒家思想发展。在中国画类中，赵孟頫和顾恺之分别得100。

该书同时也对人类文明诸多方面做出许多颇有价值的探讨，如关于为什么东方各国和阿拉伯文明未能产生出科学（不妨认为是“李约瑟难题”的扩大版），为什么犹太人在解除禁锢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出现井喷（在哲学和科学但不是艺术领域）而妇女在妇女解放后变化很小，为什么无法驳倒西方中心论，或斯宾格勒、汤因比之后没有具有影响力的后继者，等等。作者尽量使用统计数据回答这些问题，而不拘泥于传统的人文研究方法，因此具有很高的说服力。

作者对东方各国未能作出较多重大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贡献提出了各种解释，颇为详尽。在这篇短文里，我想提出几点他未能考虑的地方。

一、匿名者的贡献

该书统计的基本对象是个人而非事件或物件，统计方法是查阅公认权威的工具书和专门史书（科技史、音乐史等）。问题是，在东方各国的历史上，许多发明没能留下发明者的姓名，甚至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事件如火药的发明，迄今也不能确定是哪一位术士的贡献，（东晋葛洪《抱朴子》有记载，但未记录发明者。查尔斯·默里的书对此人就没能收录。）诚然，西方科技史上同样存在发明者匿名的现象，但数量不多，对统计结果的影响较小。中国古代虽然对基础科学的贡献并不很突出，但在技术上有许多发明来自民间或非官方机构，匿名的现象很严重。这一忽略导致统计的偏差。

二、“人类成就”的衡量

作者对某领域、某地区、某时间的个人在现代专门史著作中被提到进行统计，得出的结果很有意义。由于各类科学家几乎都出现在欧洲，从这个角度说，西方中心论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为什么最近大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名声不好，文明的全球化、多元化基本成为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两百年前的欧洲和西方中心论需要认真纠正，另一方面是西方中心论“政治上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而作者用数据说明客观归客观，纠正偏颇不能脱离事实。

但我认为，东方科技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被作者基于个人的统计人为低估了。我们需要加入两个因子以衡量科技对人的生活做出的贡献：受惠者的人数和受惠时间。这两个因子加上某技术的贡献系数做乘积，即

A=CPT

其中A为某具体技术的人类成就指数或评分，C为该技术的贡献系数或影响因子，P为受惠人数，T为时间[注]。这样我们会看到，虽然某项科技成果没能被科技史家高度赞扬，但它在很长时间里使很多人受益，即P和T的总量很高，最终结果A仍然很高。相反，某项重大的发明或发现的C很高，但P、尤其T很低——因为它很快被随后的发明或发现超过——，导致它的A并不高。如果用这种方法测量，那么源于中国、印度等具有长时间发达文明的国家的科技成就将获得更高的分。

这个计算方法的好处在于可以解释我们这样的直觉：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东方各国享受了长时间的高度文明，人类成就不致于太低，像作者的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这个直觉是作者没有或没能解释的，将它归结于西方中心论的矫枉过正是不正确的。

当然，作者使用基于明确的个人的统计，而不是基于事件的统计（见以上第一点），因此纠正起来并不简单。除此之外，使用CPT公式在资料并不完善的条件下进行可能有较大的操作上的困难。

三、对东方文明中医学的无意的低估

医学值得特别说明，因为与其他科学不同，在东方各国，传统医学仍然有效地应用于临床，而在西方，“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逐渐被现代医学批判性地接受。可以说医学是目前唯一没有被完全西化的科学，因为人类认同它的进步所持有的标准不限于能说明和改造这个世界、能对未来做出预测、和能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协调，还增加了一个实用的标准：能治好病。而作者将古希腊的“imbalance of the humors”或“体液的不平衡”完全作为前科学的表现加以摒弃（英文版415页）的同时就一笔勾销了具有类似特点、流行于东方的传统医学。作者认为，在基于观察、实验和解剖的现代医学之前的诊疗基本是靠运气，治愈和不治几率相当（暂时查不到页码），但我们知道，这在古代中国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没有统计数据。作者多次说道，在公元1000年，如果你有选择居住在欧洲和中国，你一定会选择后者，医疗条件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

然而，在“医学的重要事件”列表中（194-197页，约80件大事），没有一件事发生在东方国家（有几个日本人名在几件事中与他国人名并列）。1796年爱德华·詹纳系统化天花疫苗接种、创立免疫学被作者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件，但公元1000年中国和中东的人痘接种作为重要的先驱没有进入这个列表。180年古埃及的盖仑到1320年法国Henri de Mondeville之间完全空白，而这一千多年正是东、南、西亚科技大发展的时期。

作者毫无疑问是一位多才、博学、思想开明的学者，书中多出提到李约瑟的著作，但为什么东方科技、尤其医学被严重忽略呢？这可能是由他采用的方法决定的。在非科技类的人类成就的统计中，东方的成就单独列出，如中国文学、印度哲学。但在科技类统计中，不再分东西方，只有各学科（物理学、天文学等）或综合。设想你找到100本权威的世界科技史著作，会有几本提到孙思邈、李时珍，甚至沈括、祖冲之？这个数字小，就很难责怪查尔斯·默里；他只是调查科技史家的著作而已。但这样调查的结果与我们所知的人类几千年历史上东方在长时间里享受的科技进步似乎冲突，这篇短文试图找到这个冲突背后的原因。

总之，查尔斯·默里的书为我们研究人类对文明的贡献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开启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对这种方法提出改进是很有意义的，作者本人也保持开放的态度，希望今后的数据（它的数据到1950年截至）能进一步补充、完善甚至证伪他的一些结论。

——————————————————————————
[注] 更准确的衡量应该是C和P的乘积在时间上的积分，因为至少P是随时间变化的：
A=∫(CP)dT
其中P为某时刻该技术的受惠人数，dT为瞬时持续时间。

[补充]
有网友指出，“十八，十九世纪，当西方科技蒸蒸日上的时刻，中国的学术乃至文明都在思想的囚笼里固化，无妄与自大。西方人几乎没有理由正视东方文明的存在。对中华的藐视似乎情有可原。” 我认为，在十八世纪，中国的文明仍然让欧洲人赞美了一番，那是最后一次，并且时间不长。之后，很快就被藐视，直到二十世纪中，欧洲中心论被认为是反文明甚至不道德的，才将藐视变成比较客观的评价。也有网友指出东方根本没有什么长期的科技领先，对此我不赞同，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中国科技领先世界是共识。

To my CNNotes Page